海棠书屋 > 玄幻小说 > 我那温婉的年上贤妻 > 第369章 真妈系女友萱姨
    “得得得,行了,没摔傻。”她长出一口气,但按在我伤口上的手没松。纸巾的白色正在被红色浸透,速度不快,但一直在渗。
    周学长把急救箱拎来了。萱姨单手打开,翻出碘伏棉棒和纱布。
    她处理伤口的动作利索得出人意料。碘伏消毒——我嘶了一声,她没理——纱布叠好压上去,胶带固定。整套流程一分钟不到。
    “你以前学过急救?”
    “在老街摆摊的时候,花剪子扎过手六七回。”她把用过的棉棒扔进旁边的垃圾桶,“自己给自己缝过一次。”
    我被这个信息的衝击力怔了两秒。
    “你自己缝,我怎么不知道?”
    “线是缝衣针穿的。疼死了。但半夜两点找不到医院,第二天还要出摊。”
    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已经恢復了平静。但她扶著我坐起来的那只手,一直在发抖。
    “你今天別干了。”
    “还有桌花——”
    “我来做。”她站起来,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“你给我坐在这儿別动。敢站起来我把你腿打折。”
    接下来的三个小时,萱姨一个人扛完了剩下所有的活。
    八个桌花,一组灯带布景,三串乾花帘子。
    我坐在墙角的摺叠椅上,后脑勺上顶著纱布,看著她在场地里来回穿梭。
    她换了双运动鞋——从包里翻出来的,平时不穿,今天不知怎么带上了。矮了三厘米之后她够不到拱门顶部,就踩著梯子上去。一个人扶梯子一个人插花,她左手抓著梯子的横档保持平衡,右手拿著花材往上够。
    动作不稳。好几次差点歪倒。
    我每次想站起来帮忙,她都从梯子上回过头来瞪我一眼。那眼神的杀伤力让我的屁股牢牢焊在了椅面上。
    傍晚六点,全部完工。
    场地的灯带亮起来的时候,花墙和拱门在暖光里呈现出一种让人屏息的质感。白玫瑰的花瓣在灯光下泛著奶油色的光,洋桔梗的淡紫色和尤加利叶的灰绿色交织在一起,层次分明又浑然一体。
    周学长站在门口看了半天,掏出手机拍了一组照片。
    “苏老板,这也太好看了吧。”
    萱姨靠在拱门旁边,双手撑著膝盖,头低著,在喘。额头上全是汗,碎发贴在脸颊上。卫衣的后背湿了一大片。
    “满意就行。”她喘著气,声音糙得不行,“尾款这周转给我,別拖。”
    回去的路上,三轮车由她开。
    我坐在后面的车斗里,后脑勺疼得发胀,但不严重——出血早就止住了,纱布也没再渗红。
    三轮车在路灯底下“突突突”地跑。她的背影在驾驶座上缩成很小的一团。
    “萱姨。”
    “嗯。”
    “今天辛苦你了。”
    她没答话。三轮车拐了个弯,进了花店旁边的小巷子。
    停车之后,她从驾驶座上下来。走过来。
    站在车斗旁边看著我。
    路灯在她头顶,把她的脸切成上下两半——上半截是光,下半截是影。看不清表情,只看到她的嘴唇动了一下。
    然后她伸手揪住了我的衣领。
    力道不大。但那只手攥著布料的方式,紧得不正常。
    “苏予乐。”
    “嗯。”
    “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,我真想——”
    她的声音忽然断了。
    那种断法不是说到一半忘了词。是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了,上不来也下不去。
    她鬆了手。转身走了。
    推门进店的背影一晃,消失在门后面。
    我从车斗里爬下来,摸了摸后脑勺。纱布微微翘起了一个角。
    疼,但不严重。
    可她今天看到血的那一刻的表情,比疼严重多了。
    后脑勺的伤口没去医院。
    第二天一早我从床上醒来,萱姨已经在旁边了。不是睡在旁边——是坐在旁边。
    她盘著腿靠在床头,手里拿著个小手电筒,另一只手扒拉著我后脑勺的纱布边缘往里照。
    “別动。”
    “你干嘛?”
    “看伤口。”
    “你又不是大夫——”
    “我检查完了再决定要不要送你去看大夫。你给我老实点。”
    我只好趴著让她照。她把纱布轻轻揭开一角,看了几秒,又按了回去。
    “不深。结痂了。应该不用缝针。”
    “我说了没事。”
    “你说没事那就没事?上次在大別山你也说没事,差点给我冻死在山上。”她把手电筒扔在枕头旁边,从床头柜上拿起一管碘伏和一包新的纱布。“翻过去。”
    她重新给我清理了一遍伤口,换了纱布,贴了新的胶带。手法跟昨天在现场一样乾脆,但动作比昨天轻了很多——轻到碘伏棉棒碰到伤口边缘的时候,她的指尖是悬著的,一点一点地蘸过去,怕疼著我。
    “好了。”
    我从趴著的姿势翻过来。她坐在床沿上,手里还捏著那根用过的棉棒。
    “萱姨。”
    “嗯。”
    “你昨晚几点睡的?”
    她没答。
    我看了一眼她的脸。眼底有青色,不浓,但在她白皙的皮肤上很明显。嘴唇有点干,是那种忘了喝水或者一夜没怎么合眼的干。
    “你是不是一夜没睡?”
    “谁说的。我睡了。”
    “睡了多久?”
    “……你管我。”
    她把棉棒扔进垃圾桶,起身去卫生间洗手。水龙头开了很久,久到洗手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。
    我靠在床头,听著卫生间里水流的声音。
    她害怕。
    这件事的本质就是这么简单。从大別山那次差点出事开始,她对“意外”这个议题的容忍閾值就降到了地板以下。
    后脑勺破了一道小口子,换成別人大概贴片创可贴就完了。
    但在她这里,这个口子跟那次在大別山里失温是一个级別的——因为流血了。她看到血的那一刻,脑子里跑的画面绝对不是“蹭破了一点皮”,而是所有关於失去我的可能性的排列组合。
    这个女人独自拉扯了我这。几年。她最大的恐惧,不是穷,不是累,不是一个人撑不下去。是某一天醒来,身边那个她从臭水沟捡回来的乐乐不在了。
    水龙头关了。
    她出来的时候,脸上掛著水珠,是刚拍过冷水的痕跡。眼底的青色被水激得淡了一点,精神看著好了些。
    “今天你在家休息。店里我一个人开。”
    “我能干活——”
    “苏予乐。”
    她叫我全名的时候,那个语调是不接受反驳的。跟她在商场上跟供货商谈价的语调一模一样——你可以还嘴,但结果不会变。
    “好。”